比黄金周还长的10连休在日本极少出现,这也给日本服务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各行业在假期开始前就已经行动起来,努力在10连休期间提供更好的服务。不过,日本民众对10连休的热度不如预期,消费增加可能有助于提振内需,但对日本经济的贡献有限
随着日本平成天皇退位、令和天皇登基,日本从4月27日开始了历史上首次节假日10连休。气候宜人的春季长假,听起来就让人兴奋中国机械网okmao.com。为啥会连休10天?29日是昭和纪念日,30日平成天皇退位,5月1日新天皇登基,国家改元是法定假日;紧接着,5月2日国民休息日,3日宪法纪念日,4日植树节,5日儿童节,6日倒休一天。就这样,日本民众享受到了难得的春季“超级黄金周”。
为此,银行等金融机构门口早早贴出告示,10连休期间柜台停止营业,5月3日自动柜员机也将停止运营,希望客户做好准备,保证户头余额充足及手头现金够用。东京某信用金库向各店发出通知,要求自动柜员机内加注比以往黄金周多一倍的现金,有些店铺柜员机的现金抽屉平常只开启一半,10连休之前全部打开并填满现金。专门服务商店及中小企业的银行窗口,也特别提醒客户备足小额零钱,以避免无法向顾客找钱的尴尬局面。虽然信用卡、电子支付等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十分普及,但日本属于现金流通比例较高的国家。为假期备足现金,是节前备战10连休的重点之一。
尽管大部分银行自动柜员机10连休期间依旧正常提供服务,但手续费会给客户增加额外负担。在日本,自动柜员机存取款、转账等每笔手续费一般需要100日元至200日元。据日本央行统计,4月中旬以来,各金融机构为应对10连休纷纷增加储备资金,央行放出流水1.55万亿日元,相当于往年黄金周的1.5倍。
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要求各政府部门强化危机管理,保证平稳度过10连休,并规定了休假期间内阁信息传递方式,要求大臣、副大臣之间保证联络畅通,特别要求官员们海外出差期间也要保证联络畅通,不可耽误工作。据报道,5月1日新天皇登基仪式之后,将是大臣们出访出游的高峰期,日本20名阁僚中已知有13人借黄金周出行。
与此同时,生产企业也在全力应对10连休。夏普公司宣布,该公司冰箱、电视等生产线停产放假。但是,向海外供货的液晶面板等半导体工厂需要根据客户要求不间断供货,因此不停产。麒麟啤酒公司4月中旬以来生产量增加了40%,一是为应对新天皇登基等祝贺仪式需求,二是为满足假日消费增加的需求。大阪一家生产机械零件的哈德洛克公司宣布产品库存增加20%,以应对节后需求增长,但同时宣布所有员工连休9天。
此外,10连休更给航空、铁路等运输部门增加了压力。截至4月20日,10连休期间的航空座位预约率超过80%。其中,日本国内旅客量同比增长22%,国际线路旅客增加6.5%。中国、韩国、欧洲、北美成为10连休期间的旅游热线。日本国内铁路客票预订数量同比增加60%。据日本旅行业协会预测,10连休期间日本国内游、出境游总人数将超过2467万,全家集体出游预计增多。
一般认为,10连休这样的“超级黄金周”理应带动消费增长,提振经济。但日本各界对此并不乐观。日本媒体认为,这个“超级黄金周”虽然可能有助于提振内需,但对日本经济的贡献十分有限。
有调查显示,多数日本民众对这次超长假期没有太多兴奋感。41%的调查对象对10连休“不兴奋”,21%的人“不关心”;打算待在家里的人比例高达64.3%,只有16.2%的人打算国内或国外旅游。
统计显示,2018年日本实际GDP增长0.7%,较2017年1.9%的增速大幅下滑。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虽然日本经济已连续7年保持增长,但增长峰值已过,出口下滑、消费不振,经济已显露疲态。因此,10连休恐怕难以起到提振二季度经济数据的效果。
4月25日,天津大学在全国率先推出“天大方案”,被称为新工科建设落实到人才培养工作中的“施工图”。
4月26日,“新工科教育国际联盟”在深圳成立。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家的50多所高校率先加入联盟,天津大学是首任轮值主席单位和秘书处单位。
在“新工科”上,天津大学频频发力,引起教育界关注。
什么是新工科
早在2018年3月底,教育部印发《关于公布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认定612个项目为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天津大学共有9个项目入选,位列全国高校之首。
“新工科”新在哪?先要看看传统的工程教育“旧”在哪里?看看这组数据:到2020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电力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新材料将成为人才缺口最大的几个专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将会达到750万人。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将达到950万人,电力装备的人才缺口也将达到900多万人。
“缺人才”不只发生在未来,还发生在当下。目前,迅猛发展的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大健康等新经济领域都出现人才供给不足现象,暴露出我国工程教育与新兴产业和新经济发展脱节的短板。
现实是,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程教育。2017年发布的《中国工程教育质量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建成了层次分明、类型多样、专业齐全、区域匹配的世界最大工程教育供给体系。报告同时指出,目前我国工科毕业生供给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专科层次和研究生层次工科毕业生供给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和行业需求,人才培养链与国家创新链、产业链对接有待进一步增强。
“新工科”人才,不仅需要在某一学科专业上学业精深,而且还具有“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不仅能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去解决现有的问题,还有能力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去解决未来发展出现的问题,对未来技术和产业起到引领作用;他们不仅在技术上优秀,还懂得经济、社会和管理,兼具良好的人文素养。
在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的观念里,新工科的“新”,只是一个相对概念,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的“新”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了“旧”,所以,工程教育培养人才的模式应该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
一年前,教育部新工科项目正式认定,包括了202个“新工科”综合改革类项目和410个“新工科”专业改革类项目。其中,“新工科”综合改革类项目分为工科优势高校、综合性高校和地方高校三大类型。“新工科”专业改革类则涵盖了包括人工智能类、大数据类、智能制造类等热门“新工科”在内的19个项目群。
在“新工科”背景下,物理学科的基础地位依旧不会动摇,化学和生物等学科将更加强调应用性和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性,而技术科目的重要性将大大加强。
为什么是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的工科研究所为孱弱的国家培养了首批3名工科硕士。“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校歌传唱了80多年,天津大学是我国工科教育的“长子”:针对水患问题的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落成,开创了“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在一架德国飞机的基础上,机械系著名教授邓曰谟成功试制出中国第一台飞机发动机;曾经的校长、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主持修建了钱塘江大桥,改变了外国人垄断中国大桥建造的历史。
“高等工程教育必须做出变革和调整,真正面向未来培养人才。人类社会10年以后、20年以后是什么样的面貌,取决于我们现在培养的人才,这个使命是非常光荣的。当前工程教育改革的初衷就在于我们现在的教育培养不了适应未来的人才。”李家俊在“天大方案”发布的当天如是说。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也公开表达过对目前工程教育存在问题的焦虑:“在全球范围内,工程教育不同程度存在着以理科教育的方式培养工程师的现象。工科教师工程背景缺乏,工科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不高,行业企业对人才培养过程参与不够等问题广泛存在。此外,随着技术进步的加速,工程师的专业技能需要不断更新,然而由于成本和机会等原因,很多工程师难以接受充分的继续教育,工程师的终身学习面临巨大挑战。这些问题不是一所学校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我们全体工程教育界共同面临的问题。”
“从‘天大行动’到‘天大方案’。在工科改革的每一个十字路口,天津大学都冲在前面,是实验者也是领路人。”天津大学副校长王树新说。
什么是“天大方案”
此次推出的“天大方案”,核心词是“项目”和“平台”。
新的工科课程体系强调,由项目与课程形成“课程元”,各“课程元”以课程内项目、课程组项目、多学科团队项目、科研实践项目和毕业设计研发项目“三类五种项目”为主链,形成一个紧密关联的整体,更加强调“学以致用”,强调学生的创造和创业,强调毕业生支撑新兴产业,创造产业新领域。
为达到此目的,“天大方案”设计了多学科联合、多方参与的开放式培养平台,在这一平台上推进“产学—校企融合”“多学科交叉融合”“国内—国际培养融合”“教—研—学融合”,将学校科研实验室、工程中心、创客空间和创新创业孵化器形成一个整体链条,并与书院制和导师组结合,全面培养学生的品格、思维、能力和知识。
王树新是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和机器人与汽车技术研究所教授,他曾经带领科研团队研发出了微创手术机器人系统“妙手”,填补了国内空白。现在,他又是参与主持天津大学新工科建设的校领导,多重身份让他对此次新工科建设方案给天津大学教育教学带来的冲击理解更深。
“在教学上,最核心的变化是,原来是以教授知识体系为主,实验多为验证性实验和演示性实验。而‘天大方案’中,在课程教学上,以综合性实验为主,而且,学生做的实验要有创新性。”王树新说。
王树新认为,师资问题是“天大方案”中的瓶颈和关键问题。他介绍,新的方案实施后,教师先从校内调整。一方面,不能以头衔、论文和奖项等作为全部评价教师的标准,而是要看教师是否能够接受和适应这种交叉的、创新的、发展的教学理念。另一方面,天津大学非常欢迎全球的有志青年加入进来,一起为中国的工程教育改革出力。
王树新还介绍,“天大方案”的推出更重要的是对大学工程人才培养方式的改变,并不会影响目前天津大学的招生方式。尽管新工科建设与中学阶段的教育在将来应该有一个对接,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专家系统研究。
今年全球存储芯片市场行情虽然持续走低,但半导体仍为韩国出口的支柱产业。有分析认为,韩国经济过于依赖半导体业,出口主力产品亟需走多样化路线。
业界2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半导体出口额为231.99亿美元,同比减少21.3%。但半导体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仍保持最大,达17.5%。这一数据较位列出口比重第二位的机械(9.7%)高出两倍之多。今年第一季度半导体的贸易顺差达125.5亿美元,是贸易顺差总额的两倍以上。
半导体自1990年(7%)首次攀升至出口额比重榜首后,2000年达到15.1%。然而在2000年至2016年之间,出口比重一直在7至13%间徘徊。2017年起随着全球对DRAM和NAND闪存的需求量急增,半导体价格也水涨船高,因此去年半导体出口额比重首次突破20%。从具体金额来看,半导体年出口额自1994年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后,2000年、2006年、2010年分别突破200亿美元、300亿美元和500亿美元。去年韩国半导体出口额更是达到了1267亿美元。
面对半导体行业出口额的持续增长,有分析却对以半导体行业作为龙头出口产业表示担忧。由于半导体行业较其他产业市场变化更快,若出口过于依赖半导体产业,可能会对整体出口竞争力造成威胁。从去年年末起,半导体行业就出现了萧条局面。截至今年3月,整体出口情况已连续4个月呈下降趋势。
业界表示,今年第一季度半导体出口中,存储芯片出口比重占73.4%。在半导体贸易顺差中比重过大,占到90%。韩国在保持存储芯片技术的领先优势同时,应开拓新的出口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