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大数据元年以来,国家先后发布《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互联网、大数据、算法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不但激发了商业繁荣,也向我们作出了美好承诺——市场环境高度透明、搜索成本降低、技术突破与效率提升、准入门槛降低、卖方力量削弱、互联网商业模式不断创新,最终通往完全竞争之路。
当我们沉浸在市场完全竞争的错觉中,算法经济却反向改变了传统竞争机制,如何实现算法公正成为回应技术革新难以避免的法律问题中国机械网okmao.com。算法对传统共谋理论的适用、传统执法工具如何识别、如何认定以及如何归责算法共谋等问题提出挑战,驱使现有反垄断法共谋规则向新领域拓展。
值得注意得是,我国算法合谋研究仍旧处于起步阶段,引导“算法公正”有必要未雨绸缪。笔者认为,数字市场的良好运行应遵循“竞争优先、慎用管制”理念,并兼以制度与技术保障。具体而言,包括以下措施:
一是降低市场价格透明程度。一定的价格透明度能增加消费者福利,过度透明的价格会导致经营者更易调查了解市场定价行为,从而为共谋提供便利。算法合谋中,企业利用算法了解市场竞争者价格并实时跟进,瓦解其他竞争者降价行为福利,“心照不宣”地在透明市场中公然“合谋”。
市场价格高度透明导致企业之间并无协商也能达到明示合谋效果。竞争者之间采取同一非透明性算法和信息交换行为令市场透明度增加,一方面可能提高效率和福利,另一方面也会产生反竞争风险。因此执法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增加算法透明度,并将信息交换行为纳入反垄断法制度框架内以降低市场价格透明度。
降低市场价格透明度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适度披露损害社会福利的定价算法,增加此类算法的透明性,便于全面追踪企业利用此种定价算法的思考及决策过程,并置于执法机关的监管之下,以从根本上破除竞争者主观意思联络。其次,规范竞争者信息交换行为。信息交换行为具有两面性,因此应规范竞争者的信息交换行为。在实践中,市场结构、被交换信息的本质和非公众信息交换行为是分析信息交换行为合法性的重要因素。
二是建立算法合谋识别机制。由于算法合谋能扭曲传统合谋原则达到明示合谋效果,使之难以识别辨认,因此企业算法设计与运行的非透明性、合谋行为高技术性与隐蔽性,向竞争执法机关现有的合谋识别机制提出了挑战。目前世界各地已出现了算法合谋案件,如Amazon案(2015)、Uber案(2015)、Eturas案(2016)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竞争执法部门也相继采取应对措施——德国垄断委员会发布《竞争政策:数字市场的挑战》、美国FTC发布《大数据:包容工具抑或排除工具》、OECD也发布《算法与合谋》等报告。
识别算法合谋,建立内部击破和外部监管机制,存在实践上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内部击破机制应结合本土经验,加大宽恕政策的执法范围并建立足够确定透明的政策规定,增加算法合谋处罚力度从而提高自首概率,通过反向博弈制造“囚徒困境”瓦解算法合谋的垄断行为。外部监管方面则有必要建立市场调查机制、举报人奖励制度。一方面通过监督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决定是否采取救济措施,另一方面有效落实举报人奖励制度,鼓励举报并防止滥用举报制度。
三是采用间接证据综合认定。执法者认定合谋的关键在于达成垄断协议,但由于算法合谋不存在主观意图和垄断协议等直接证据——明示协议的缺失,导致竞争执法机关面对具有明示合谋效果的算法合谋却束手无策。基于算法合谋行为自身的隐蔽性,执法机关和法院有必要采取沟通证据和经济证据等间接证据进行整体评估。
提高间接证据的确定性程度,明确所必需的证据数量,是解决竞争执法机构与法院认定一项“垄断协议”是否存在的重要指标。由于间接证据具有更多模糊性,其并不直接描述算法合谋的具体内容,因此适用间接证据过程中应贯彻审慎管制、谦抑管制理念,对证据采纳方面进行适当的必要限制。同时关注算法合谋行为效果的二元性,厘清反垄断规制边界。算法合谋并非必然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算法所带来的“数字效率”“技术创新”“社会公共利益”等是衡量算法合谋是否适用豁免制度的关键要素。
四是明确算法合谋责任主体。在算法合谋案件中,算法的作用不断增加,人类因素逐渐减少。算法本身并不违法,但却不足以摒弃反垄断法的关注,竞争执法机构更应该关心这些算法如何被运用,因此厘清“人类”合谋与“机器”合谋的临界点是执法者确定责任主体的终极难题。
但算法合谋并非完全无法由现有反垄断法规制,信使型、轴辐型算法合谋本质上是“默示合谋”这一老问题的新形式,虽能够依据现有法律规制,但依旧存在证据采集等执法工具挑战；预测型、自我学习型合谋则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机器。
在前两类合谋中,算法是人类意志的延伸,算法的使用者应对合谋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但在后两类合谋中,算法因素增加,如何确定最终责任主体,应当综合权衡定价算法类型、企业主观意图以及所造成社会损害大小等因素,以决定最终由算法机器人还是由算法程序的设计者、使用者承担,以确保真正的责任主体无法从责任制度中逃逸。
安徽石台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通过5G远程协同操作平台，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手术操作。
5G技术，正在助我们变得更健康。
凭借5G的高速传输，远在大城市的医生可以为身处偏远山区的患者进行一场精确的手术。再加上人工智能对图像识别的助力，不少疾病已能够得到更有效的筛查。
从求医问诊到手术治疗，5G技术都有机会大展拳脚。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深刻改变人类的医疗模式。
远程医疗领域创造多个“世界第一”
如果说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是“高铁列车”，那么5G便是诸多“黑科技”穿梭其上的“路基”和“铁轨”。相比4G，5G远超10倍的用户体验速率、仅1毫秒的传输时延、10倍连接数密度等性能，为医疗过程的便捷与高效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5G技术的支持下，医生可以更快地调取图像信息、开展远程会诊和远程手术；三甲医院的医生可以同偏远地区的医院进行视频通话，随时就诊断和手术情况进行交流……
今年，利用5G技术，中国在远程医疗领域创造了多项“世界首次”的突破，标志着5G远程医疗与人工智能应用达到新高度。
今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成功完成全国首例基于5G的远程人体手术——远在海南的神经外科专家凌至培，通过5G网络传输的高清画面远程操控手术器械，为身在北京的患者实施了帕金森病“脑起搏器”植入手术。
今年6月，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利用5G技术，同时远程操控两台天玑骨科手术机器人，为浙江嘉兴和山东烟台的两名患者实施手术。这也是全球首例骨科手术机器人多中心5G远程手术。同样是在6月，四川省人民医院启用5G城市灾难医学救援系统，并首次将5G技术运用于灾难医学救援。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与信息司司长毛群安认为，未来5G技术与医疗领域的创新将会催生出诸多医疗场景。在监护与护理、医疗诊断与指导、远程机器人等领域，5G技术将催生出无线监护和输液、远程查房、远程实时会诊、远程机器人检查和手术等新的应用场景，极大改变未来就医形式。
规模不大的医院也能有“大牌专家”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公众健康需求持续攀升的背景下，5G的出现及应用可谓恰逢其时。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的优质医疗资源仍然紧缺，城乡之间的诊疗水平差距较大，5G技术的到来有望改变这一现状，通过构建新的远程医疗模式，让更多患者就近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对医院而言，5G技术将带来怎样的变革？业内人士认为，5G在医疗行业的应用，有利于促进上下层医疗资源的交流，促进学科诊疗规范化发展，5G将成为医联体连接的重要纽带。
互联网医疗系统与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赵杰说，5G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将推动公立医院体制改革，加速公立医院的转型。通过“云医院”，未来的医院可以实现跨界医疗、无国界医院；通过5G技术带来的4K高清视频带宽，可以将优质的医疗资源共享给各个医疗单位，快速提升基层医疗人员的水平；5G的应用还将助力大型公立医院临床科研走向聚变以及医院管理系统的全面集成。
今年4月，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心外科专家郭惠明，利用5G网络远程“指挥”了一场心脏微创手术。而实施手术的是位于广东西部山区的高州市人民医院。过去，由于通信技术不佳，医院之间很难开展远程手术，传输设备和主刀医生之间的微小延迟，都可能给手术带来致命性的差错。而随着5G远程医疗的普及，基层医务人员可以更快掌握高难度手术，也能够帮助县级医院诊治更多患者。
中国将制定政策和标准推进“5G+医疗”
尽管应用广泛、前景光明，但在事关生命安全的医疗健康领域，5G的发展更需要“标准”和“安全”。
对此，毛群安指出，5G在医疗健康领域融合应用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参与主体多、涉及领域广、安全风险高，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从监管来看，主要有三方面需要注意：
一是政策机制有待完善。由于无线通信技术和医疗领域的结合涉及到跨行业的应用，需要国家层面协调设计，加强监管保障，引导医疗行业5G应用的健康发展。
二是无线医疗应用场景众多，对网络需求的差异较大，目前还没有标准规范来定义5G健康医疗的网络指标要求。
三是监管手段有待进一步跟进，有可能存在医疗质量以及数据安全的风险，需要进一步创新监管方式，确保医疗质量和数据安全。
据悉，中国将强化顶层设计，制定远程医疗专网建设的支撑政策，加快远程医疗服务向基层延伸，促进全国范围内医疗资源的充分利用。同时将完善标准体系建设，重点推进无线医疗信息系统与产品、网络服务质量、数据互联互通、信息安全等标准的制定。在应用方面，将推进试点，重点开展基于5G网络的移动急救、远程会诊、机器人超声、机器人查房、医疗无线专网、远程医疗教学等应用研究，推动5G与医疗健康行业的创新融合。